【1975年，功德林还有13名战犯未被释放，毛主席一挥手表示：全部放了算了】1975年，毛主席老了82岁了，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关着那些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还有200多个固执己见的在那里接受改造。”

在1975年的春季，抚顺管理所的日常仍是那么一成不变，战犯们如同无生命的机器一样，执行着每日的程序：早餐、学习、午餐、劳动。此时的他们，面无表情，仿佛时间已经抹去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所有期待。自从1950年代初被关押以来，这些曾经身强力壮的男子，已经在牢房中度过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岁月。曾经对自由充满渴望的心，早已变得麻木不仁。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会的第二次常务会议作出了一个震惊的决定：宣布对所有在押的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恢复他们的公民权。这一决策迅速在管理所内传开，犹如春雷般唤醒了沉睡的心灵。

华国锋，时任公安部部长，与毛泽东有过一次深入的讨论。华国锋在讨论中提出，有13名战犯因特定原因不符合释放条件，建议继续关押这些人。但毛泽东却决定开恩，一挥手表示：“全部放了算了。”

最终，293名战犯被全部特赦。从接到消息到真正的释放，几天的时间里，整个管理所都被一种复杂的情绪笼罩。

这个春天，对于抚顺管理所的战犯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新生的季节。他们的未来仍充满了不确定和挑战，但释放的消息无疑为他们带来了重新开始的希望。

在1950年代末期，新中国正逐步巩固其政权，面对多年战争留下的深重烙印，处理战犯问题成为了一项紧迫的国家议题。新中国成立后，众多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被定性为战犯，他们被安置在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中。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战犯的问题进行了慎重考虑，并最终决定暂时搁置此事，等待国内外形势的进一步稳定。

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的两种可能性：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党内认为，大多数战犯虽然曾是国民党的军事人员，但仍保有爱国之心，并未完全丧失民族立场。

随着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临近，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通过特赦政策，释放那些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向刘少奇提出特赦战犯的建议，此后不久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讨论并通过。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33名战犯实施了特赦，这批人中包括了溥仪、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和杨伯涛等人。

黄埔军校一期生中，王耀武、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在校期间与蒋介石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蒋介石的信任为他们日后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王耀武后来担任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及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等重要职务。杜聿明也曾在重要的军事职位上担任要职，如东北保安司令长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在中国内战期间，王耀武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则在淮海战役中落入敌手。二人在被俘后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配合进行思想改造，这使得他们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特赦后，这些前战犯在周恩来的照料下得以恢复尊严，并以中国公民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周恩来将他们纳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使他们能够继续贡献自己的才智。这种关怀深深触动了王耀武、杜聿明等人。

杜聿明晚年尤为关注祖国的统一问题，甚至在1981年临终前，仍然表达了对台湾同胞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重视民族大义，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在1974年底，华国锋作为时任公安部部长，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战犯特赦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他指示继续深入准备，待得到更高层的批示后执行。报告最终呈递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仔细研读后，对计划中只释放部分战犯的做法表示了反对，并建议全部特赦。

毛泽东的指示很快转达给华国锋，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期间，华国锋宣布将释放293名战犯，涵盖了多个不同身份的囚犯，包括军官、特务及政府官员等。

1975年3月19日在济南华侨旅行社礼堂举行的特赦大会，华国锋还确保了所有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首次特赦时提交的名单相符。

中共中央对此次特赦工作极为重视，于1975年3月22日安排了一系列庆祝与接见活动。这些被特赦的战犯们被集中到北京，参加由国家领导人主持的宴请，并进行工作与生活的再分配。

这次特赦中还有10名战犯表示希望返回台湾。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些人得到了适当的经济支持和安排。由于台湾方面的阻挠，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最终未能返回台湾，仅三人得以返回大陆。